“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与社会”系列讲座第六讲顺利开讲
撰稿：张建兰 审校：刘献鹏
2020年5月15日晚，由陕西师范大学医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南京大学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和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协办的“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与社会”系列公益讲座第六讲正式开讲。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邹翔教授应邀做了题为“近代英国鼠疫的流行与消失”的精彩报告。本次讲座由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医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魏秀春教授主持，在线参与人数六百余人。
讲座开始，魏秀春教授首先对邹翔教授的学术经历、研究领域及学术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本次讲座主要从鼠疫的流行情况、鼠疫的危害、医疗界对鼠疫的防治、传统教会社会救助功能的缺位、颁布瘟疫法令法规、直面鼠疫、公共卫生改革、鼠疫的消失与政府防疫的结果和公共卫生的另类意义九大方面展开论述。
邹翔教授引用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James Hankins所说：“研究历史你所能得到的宽慰之一是，不管事态变得多么糟糕，你总是可以在过去找到某个更为糟糕的时刻。”以此说明从事历史研究的意义之一。在第一部分，邹翔教授首先介绍了1499-1666年各时间段鼠疫流行的情况，而后她指出，鼠疫的流行也带来一些危害，在人口死亡方面，人口统计学之父约翰格兰特对1570-1670年这一百年中死亡人数进行了统计，伦敦及其郊区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225,000人，除去1593年的死亡率较低之外，其余年份的死亡率都在20%以上；在社会危害方面，整个社会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普通人、医生、官员和教会人员都开始逃跑，亲情、邻里和陌生人之间关系渐趋冷漠；工商业活动受挫，鼠疫不仅使得伦敦同国外的贸易停止了，也直接影响了国内的贸易。西欧其他地区的疫情形势也同样严峻，如1575年的威尼斯大瘟疫、1599年的里斯本、1601年的西班牙都有疫病，而在1602年的低地国家更甚，1603年比利时港口城市奥斯坦德的死亡人数一周达到了200人。
邹翔教授讲解道，面对疫情，医学界也做出反应。在此期间的医学理论取得了较大进步；疾病与健康观念也出现变化；在临床治疗方面却未见明显变化，治疗方法仍以催吐、通便、发汗、拔罐、除痈和放血为主；教会的权力大大削弱，王国政府代替教会开始主导近代国家公共卫生。邹翔教授讲道，除了医学界的反应，一系列瘟疫法令法规也应时出台。如，1518年亨利八世发布王国文告；1578年以通过控制疫区人口的流动达到阻止鼠疫蔓延为目的的法令发布；1604年关于对鼠疫患者救济和管理的法令；1630和1665年伦敦市长令；其他地区也有相应文告。紧接着，邹翔教授讲述了直面鼠疫的措施，主要表现为强制隔离、建立隔离医院、整顿丧葬、禁止聚集和口岸隔离与检疫。社会不同阶层对隔离检疫有反应各异，而赞同隔离的民众只有少数有识之士，缘于他们对于鼠疫较为了解。公共卫生改革也随之进行，改革举措有关注环境卫生，捕杀动物，关注食品卫生，禁止出售能诱发鼠疫的食品和进行人口死亡统计与疫情上报。
接下来，邹翔教授主要讲述了鼠疫的消失与政府防疫的结果。对鼠疫消失原因的结论，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主要观点与伦敦大火之后房屋的构造与卫生环境的改善、人体免疫、病菌变异和公共卫生改革相关，但几种观点都存在一些疑问。目前对鼠疫消失的原因暂无定论。最后，邹翔教授对公共卫生的意义进行了总结，指出公共卫生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与整肃具有重大意义。
讲座最后，腾讯会议室和直播间的听众们积极参与讨论，在留言区纷纷提问，比如关于英国瘟疫相关资料有什么推荐的数据库；相较于今天的新冠肺炎，英国采取“群体免疫”政策，怎么看待这种观念或政策的转变；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推行政策和伦敦大瘟疫是否有密切关联；在丹尼尔·笛福的《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中提到，“尸体搜查员都是女性。而且在传染病期间，搜查员不得任用于任何公职或职业，也不得开店摆摊，也不得受雇于女洗衣工。”这样的叙述是虚构还是确有其事呢，如果确有其事，这样的文化现象能反映什么；等等。邹翔教授对听众们的问题做了耐心解答。线上听众表示受益匪浅，感谢邹翔讲授的分享，期待下一场讲座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