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与社会”系列讲座第十讲
“中国古代医院模式的浮沉——基于医患关系和效率医疗的考察”顺利开讲
2020年5月23日晚，由陕西师范大学医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南京大学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和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协办的“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与社会”系列公益讲座第十讲正式开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于赓哲教授应邀做了题为“中国古代医院模式的浮沉——基于医患关系和效率医疗的考察”的精彩报告。本次讲座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化成教授主持，在线参与人数近八百人。
讲座开始，李化成教授首先对主讲人于赓哲教授进行了简要介绍。于老师表示，本文受启发于罗伊·波特的医患关系模式，即现代医院体系的医患关系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为回应罗伊·波特的观点，本文主要讲两点问题：医患关系模式和效率医疗。
首先，何为医院？于教授认为现代医院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中国古代的医院只是昙花一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医院，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广州。于教授介绍了1136年拜占庭潘托克拉托尔医院的情况，认为当时的医院已经具备了固定场所、专业医护人员、住院制、门诊与住院相分离的特点，是现代医院的源头。于教授讲道，对中国古代医院“有与无”问题的认识，应该坚持“点、线、面结合”的原则，并认为中国古代的医院并没有延伸至线或面，并未对当时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于老师讲述了医院模式不能在中国持续存在的原因。第一，中国医患关系模式不利于医院的产生。因为，医院必须建立在医者主动、患者从动的医患关系基础上，这样才能实现对患者的持续治疗。然而，中国古代的医者处于从动被选的地位，不利于医院的长期建立和医学的发展。第二，中国古代医者保密风气严重，善于单打独斗，这与以分科协作为基础的医院格格不入。医者完全依赖市场，严重从属患者，缺乏学术交流平台。第三，中国传统医学是医者精益求精追求个体医疗效果的产物，追求“医者意者”，效率极低。因此，中国古代很难诞生出以效率医疗为目的的医院。
最后，于教授讲到了古代医疗的效率问题，提出中国传统医患关系更像是农业社会下的精美工艺品，注重个体医疗，而忽略医疗效率问题。比如，古代医者陶弘景和孙思邈皆反对医药分工，都表明了古代医疗不重效率的历史事实。另外，中国古代没有一定规模的医者队伍，官方医学校不是传统医学的主流，医者质量参差不齐，师-徒的培养模式难以培养除大规模专业医者。
讲座最后，李化成教授对本次报告做了精彩点评。腾讯会议和直播间的听众积极参与讨论，在留言区纷纷提问，譬如，人参除药性平和外，是否和当时社会文化中以药品贵贱与人的身份地位相联系有关系；古代中医医巫并行，是一种职业特点，还是局部个案；中国古代医生与西方私人医生“一对一”服务的异同；悬丝诊脉的存疑；现代西方生理医学的主体知识话语，是否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传统的身心疗愈方式，等等。于教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做了耐心解答，并就一些问题与张树剑教授、李化成教授、闵凡祥教授展开讨论，线上听众在讲座尾声之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感谢老师们的分享。
